沙巴政党政治简评

前言

许多时候，沙巴政党政治比任何地方都更引人入胜。这里有过去四度（每九年一次）更换州政府的纪录，为此赢得政治学者詹运豪“最民主的州”的赞誉。这里也有因为选举失利而策划暴动、有首席部长连同众部长堕机罹难、有赢得选举但是党员兼代议士纷纷变节、有夜半静候州元首宫外等待首席部长桂冠至天亮、有关于幽灵选民的审讯，端的是变换莫测。

要画出沙巴政党的浮世绘，一一记载从独立至今如星辰明灭的政党，非本文目的，也力有不逮。以执掌州政权的“正统”角度而言，沙巴经历了沙巴联盟执政时代、幕斯达化的沙统政权、哈里斯的人民党政权、百林的团结党政权，奉行首席部长轮任制的国阵政权、以及目前的巫统独大的国阵政权。除了这些执政的政党，不同的年代更有许许多多小党，或是执政联盟的伙伴、或是名不见经传的本土反对党。由于范围太广，要一一梳理这些政党似乎需要写一整本专著，非一篇文章所能承载。故此，本文专注在“有效政党”，以及各个政党在政权更替上的承先启后关系。

（一）UPKO，沙统和人民党：强人政治的载体

1963年至1976年期间，沙巴政治的两大强人乃史蒂芬斯（Donald Stephens或皈依回教后的Fuad Stephens），以及幕斯达化（Mustapha Harun）。两者的斗争主导了整个政局。前者代表非穆斯林土著，后者代表穆斯林土著；前者领导的政党是UPKO（United Pasok Momogun Kadazan Organization），后者领导的政党是沙统（USNO，United Sabah National Organization）。英殖民者中意史蒂芬斯，让他成为首任首席部长，幕斯达化则成为虚位的州元首。

UPKO，沙统和由木材头家领导的华人政党巴华（SCA，Sabah Chinese Association）模仿马来亚的联盟模式，组成了沙巴联盟。这个非神圣同盟很快就因为利益冲突而闹翻。沙统和巴华联合起来反对史蒂芬斯的UPKO，尤其UPKO尝试走多元种族路线，开放党员予穆斯林土著和华人。1967年州选UPKO败北，幕斯达化时代宣告开始。

1967到1975年间的幕斯达化沙统统治，沙巴境内的非穆斯林土著和华人同时面临文化上的危机，各种各样扼杀少数族群人权的政策在高压下执行着，如信仰上的回教同化危机。反讽的是，幕斯达化本人则过着与伊斯兰化政策背道而驰的奢华生活，乘坐私人飞机往返伦敦常住。明显的，伊斯兰化政策只不过是幕斯达化族群动员的手段。幕斯达化的支持菲南叛军，以及独裁念头大到独立为苏丹的倾向，让当时的首相敦拉萨另行扶植其他势力。于是，在吉隆坡的祝福下，史蒂芬斯连同幕斯达化州内阁中的财政部长哈里斯（Harris Salleh），筹组了走多元种族路线的人民党（BERJAYA）。在1976年的州选中，人民党击败沙统，掀开沙巴政治另一章。

未几，史蒂芬斯空难身亡，哈里斯接替为人民党主席和首席部长。这个多元种族政党在第一个执政期间因为经济发展获得欢迎，可是在第二个执政期间渐失民心，哈里斯变得如幕斯达化一样地自负和独裁。哈里斯将纳闽割让为联邦直辖区，以及公务员“马来亚化”（非婆罗州化）被视为过于亲吉隆坡。另外，哈里斯急欲推行穆斯林化政策，让卡达山族群不满。卡达山社群日益担心伊斯兰化政策侵犯信仰自由、在内政事务上受歧视，以及大量涌入的菲律宾穆斯林。

这时，一个年轻的州内阁部长，百林（Joseph Pairin Kitingan）将卡达山社群的担忧在州内阁会议上一一提出。百林在卡达山社群中声望日隆。1982年，他继史蒂芬斯之后被卡达山文化协会封为族群“精神领袖”（Huguan Siou）。1983年，百林被哈里斯开除人民党党籍，逐出州内阁，并迫使百林的担布南（Tambunan）州议席悬空，必须进行补选。1984年补选时百林一呼百应，担布南精神成为卡达山族群的出气孔，狠狠击败人民党候选人。1985年4月的州选举，百林领导刚在3月获得注册的团结党（PBS，PARTI BERSATU SABAH），汇聚卡达山族群、前人民党中的中间派，将哈里斯政府赶下台来。

这时期的沙巴政党政治，与其说是“政党政治”，倒不如直截了当说是“强人政治”。政党只不过是强人意志的载体，是强人进行族群动员、利益分配的组织。史蒂芬斯可以若无其事地解散UPKO，然后接受领导人民党的邀请。幕斯达化1990年可以离开一手创立的沙统而加入巫统。哈里斯曾经是沙统政府的成员，人民党倒台后在1994年州选时领军人联党（BERSEKUTU）与国阵，团结党形成三角战。百林也曾经是人民党政府的成员。这些强人让政党为其服务，多于服膺于党的意识形态之下。

（二）团结党：地方主义和多元种族路线

在1985至1994这十年期间，独领风骚的正是百林领导的团结党。上节四位强人领导的政党中，团结党可说是生命力最强的政党，唯独它还存活至今。与UPKO，沙统和人民党不同，团结党有比较明显的地方主义（parochialism）。要了解存在已久的沙巴地方主义，则需要首先对沙巴的后殖民境况有所认识。

在加盟马来西亚联邦后，沙巴的“去殖民”过程同时面临着联邦政府强势政经文教对它“内部殖民”的阴影。虽然同为名义上的土著，卡达山和马来人基本上在民族属性或传统文化方面都不一样（甚至沙巴的马来人和半岛的马来人其实都是不一样）。这提供了独树一帜的地方传统，也为政治上的地方主义提供成长茁壮的土壤。

为什么有内部殖民的想象，则可以追溯至政治上的联邦代理人，以及半岛企业进军沙巴种植业、拥有大片沙巴土地的经济趋势。抛开对企业竞逐盈利水草而居的市场自然趋势感到不安的保护主义心态不论，在政治方面，早有幕斯达化不听吉隆坡的使唤，巫统就转而支持人民党的经验。人民党执政时期将纳闽的主权让度给联邦政府，更让沙巴人民对吉隆坡的心理差距扩大。

于是，积极捍卫沙巴独特地位，捍卫立国20条款下附带的权益，视联邦政府为内部殖民者的看法，在沙巴是受欢迎的政治正确。百林领导的团结党能够在四次州选中赢得政权，所靠的并不只是卡达山族群主义，而是“沙巴人的沙巴”的地方主义。所以，就算团结党在1986年赢得州政权之后加入国阵，联邦政府与沙巴州政府的关系，也一直不能恢复至人民党时代。

1990 年10月15日，百林作了一个被喻为“在背后插刀”的举动――在全国大选前夕，宣布退出国阵，并和四六精神党为首的人民阵线结盟，企图一举取下全国政权。可惜事与愿违，变天不成的马来西亚政局，让本来就不稳定的团结党与国阵、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跌至谷底。1990年之后，马哈迪政府主要通过经济边缘（减低拨款）、政治陷害（控告团结党领袖贪污，用内安法令来逮捕团结党领袖）、与直接干预（成立巫统）的不民主手段，对团结党州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

而经济边缘、政治陷害与直接干预的极致，则集中体现在1994年的沙巴州议会选举中。在国阵“一个新沙巴”的竞选宣言之下，首先是团结党华人副主席杨德利在州议会解散之前以前所未见的政党批准成立速度创立沙巴进步党，复与国阵结盟；次之以大量金钱贿赂选民，再辅以沙巴首长轮任制的许诺。选举结果以团结党25席对国阵23席告终，然而好戏还在后头：在数周内团结党议员相继退党并蝉过别枝另立新党，卡达山政党凭空多了三个（后来减为两个）。团结党最后竟剩下5个席位而已！策反团结党议员的费用，相传高达马币三百万一人。

1994年之后，团结党因为缺乏行政资源和庞大支援，而不能长期维持支持度。虽然许多背叛团结党的政治青蛙，包括当时的首席部长东博（Bernard Dompok）被团结党候选人击败，1999年度的沙巴州选还是由国阵重新执政。其后的全国国会大选，国阵在沙巴取得18席位，而团结党只能取得3席而已。

然而，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在国阵方面，踏入二十一世纪，倡导政治伊斯兰的回教党成为巫统的首要对手。时移势迁，国阵极需沙巴的票房仓库，以助赢得下一次的大选。在拉拢次要敌人打击首要敌人的战略下，马哈迪抛开对团结党的愤怒与恨意，重新接纳团结党。

2002年初，在自由民主党主席章家杰担任首长时的穿针引线下，百林率领团结党重返国阵。2004年大选之后，团结党重新融合于沙巴政治主流之中。百林也身居副首席部长一职，得到相对起其他的曾经失势的前任首长最佳的待遇。另外团结党的麦西姆（Dr Maximus）也获得联邦首相署部长一职。

我认为，团结党可以在马来西亚政党历史中占一席之地。它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曾经执掌一州政权、最具多元种族色彩的政党。团结党党魁和主流虽是卡达山人，但是它设有代表穆斯林土著、非穆斯林土著和华人三大族群的三个副主席之职。在州内阁方面，团结党州政府也首创代表三大族群的三个副首席部长之职。它的族群间权力分享，比国阵的马来族群主导，来得更真实；也比全国任何一个多元种族政党更跨族群。别忘了，在成立初年（1986年），团结党能在选举中获得三成穆斯林土著的支持，赢得6个穆斯林土著选区。1994年面对巫统-国阵的压境，也能赢得5个穆斯林土著选区。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是，团结党是唯一一个曾经试图突破沙巴政治版图，在1990年西渡半岛委派候选人的政党。在人阵的时候，团结党邀得前民政党强人（前槟州代首席部长）许岳金加盟出战，可惜徒劳无功。就这点而言，百林本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可惜眼高手低，一次事败后，只满足于沙巴的小天地。1999年团结党选择不与替阵结盟，而继续单独的地方主义斗争，可能乃吸收了与人阵结盟的教训。

至于重新回归国阵，在1990年大选之后团结党内部就有了这念头，所以才有献议与民政合并。另外，党内领袖互相指责，争论是谁让团结党退出国阵。团结党政权晚期的百林变得刚愎自用，所以党内各个派系领袖出走，除了金钱政治的外因，也有内因。目前团结党重新归队国阵，无疑地斗争格局变小，再无法畅所欲言。可是必须公允的承认，对于幽灵选民、非法移民的议题，团结党到如今还是穷追不舍。目前相传策动菲南移民变公民的M计划，首先挑起的，乃团结党的庄永谅医生。

（三）沙巴巫统：霸权式稳定和重新界定马来人

巫统于1991年决定东渡沙巴，1994年率领州国阵“不民主”地击败团结党州政权，实现沙巴州级的政党轮替。巫统－国阵从不受人民承认到霸权式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的奠定，有赖三个法宝：

首席部长轮任制；一统治单位之首领公职由联合政府中代表不同次文化团体的领袖轮流担任，恐怕在近代民主制度中世所罕见。“首长轮任制”虽有制度之名，但无制度之实。它只是一种政治安排，源于1994年州大选时国阵为了打击团结党之竞选口号和吸引民心向背的权谋考量。通过选区划分和移动选民，州巫统占有多数议席之绝对优势。加上其他国阵盟党尽皆弱势并互不相让，于是乐观其（巫统）成，趁势顺水推舟，也来投个赞成废除轮任制之票。团结党一向来反对轮任制，百林说，如果首长轮任制要实行下去，必先在州宪法中明文规定。但是，本属权谋策略的政治安排如何可写进州宪法中？ 就如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断不可出现举凡巫统党主席概为我国首相之条目，虽然这是人尽皆知、行之经年的惯例。于是，在度过十年的政权过度期之后，2004年州选沙巴国阵再次胜利翌日，首长轮任制就因为谋略作用的逾期而作废了。
分而治之策略；沙巴国阵内部有三个卡达山政党，团结党，以及1994年分裂自团结党的民统（United Pasokmomogun Kadazandusun Murut Organisation，英文简称也是UPKO，但是与1965年成立的UPKO一点关系都没有）和沙巴人民团结党（PBRS）。在首长轮任制下得享“半任”首长的东博，目前官居首相署部长，是制衡百林的关键人物。另外，州国阵内部共有4 个华基政党，进步党、自民党、马华、民政，一个印裔政党，国大党。以穆斯林土著、非穆斯林土著和华人三大政治势力作出分析：穆斯林土著只有巫统为保护伞，其他两大政治势力全部被小党瓜分。巫统稳坐老大的位置，除了团结党尚有实力，其他都是次级从属政党。
巫统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以及由此派生的资源分配权；联邦政府在各大发展计划中的沙巴发展项目，其预算乃巫统主导的首相署和财政部所确定。另外，在州级财政方面，就算1994年至2004年奉行首长轮任制，但是州财政部长一职，一直由巫统掌控，由此牢牢控制恩庇制度下（patronage system）的资源分配权力。现任首席部长幕沙阿曼（Musa Aman），之前就是州财政部长（现在也是）。

巫统扩展其政治版图至东马，有一项大突破却往往为人所忽略――东渡沙巴的决定意外地冲击了巫统仗以生存的马来民族主义。其政治意义尚在潜伏阶段，如果真有巫统转化为多元种族政党的一天，沙巴巫统可说是先驱了。

沙巴种族结构的复杂，非那些惯常将马来西亚公民划分为巫、华、印三大民族的人所能了解，也非巫统、马华和国大党能够胜任其代言人。沙巴的族群结构，大体上而言是区分为穆斯林土著、非穆斯林土著以及华人三大类。然而，这样的区分是过分简化的后果。事实上，沙巴原住民土著，共有大约38个族群。其中卡达山杜顺占23.9%、巴夭（Bajau）16.1%、马来苏录（Malays & Sulu）9.2%、姆律（Murut）4.0%；起他土著包括龙古斯（Rungus）、Sungai、Kedayan、 Bisaya等19.5%。一般相信，大多数卡达山杜顺、龙古斯、姆律是非穆斯林土著；巴夭、马来苏录、Sungai、Kedayan、 Bisaya，甚至包括外来的Cocos人、菲南移民，在政治上都可当作穆斯林土著。这么复杂的种族结构，造成历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可以单独执政。当然，随着1995年和2005年的选区重新划分，目前的沙巴巫统，已经掌握了最大份的州议席版图――至少37份穆斯林选区。

阿都拉上台之后不久就被反贪污局控上法庭的土地及合作社发展部部长卡西达，就是一个沙巴巫统党内非马来人领袖的典型例子，他是杜顺人。就算目前的州首长幕沙阿曼，也不是道地马来人。许多小道消息一直以他是巴基斯坦人为攻击重点。既然沙巴巫统的许多党员，基本上不是半岛人士所了解的“马来人”，那么巫统是保护“马来人”的政党云云，真的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吗？

族群的分界，是一种“我－非我”的二分法，也就是说，只有在族际互动之间，所谓的族群，才能维持。当巫统决定东渡，收拾背后插刀的团结党时，巫统就将马来人的分界放宽，变成只要是土著（最好是穆斯林），就能加入巫统，成为“我”，以对抗非穆斯林土著的“非我”。其实，在沙巴“创造”更多马来人的动作，不是从巫统开始的。始作俑者是早年的幕斯达化沙统政权，积极推动高压的伊斯兰化政策。接着而来的哈理斯人民党政权，也是伊斯兰化政策的推手，不过目标锁定在非穆斯林土著。另外，明言或不明言的“移民政策”，“鼓励”菲律宾南部和印尼的穆斯林移入，为沙巴穆斯林土著社群大量增加人口，也为目前的幽灵选民问题奠下了盘根错节的基础。现在沙巴人口中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是移民。

巫统东渡沙巴和当地穆斯林土著望风披靡地自认为“马来人”，是“去部族化”（detribalisation）和“再部族化”（retribalisation）同时发生，互相拉扯的结果。穆斯林土著社群纷纷摆脱传统的文化习俗语言和籍贯，而向往和结集为一种崭新的“马来人”。成为“马来人”不是为了保存文化的延续性，而是在现实的政治情景中，精英集团刻意操弄和强调文化特征（在此是穆斯林的身份），以动员群众和巩固现有的权力。诚然，巫统得到大多数穆斯林土著的认同，也得归因为依靠巫统能够成为“马来人”这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的一部分。尤其在偏远的乡区，巫统和政府往往是同意词。联邦或州政府给予地方的拨款，多通过党的名义而派发。

有人说巫统和回教党的不同在于一个是马来人的政党，另一个是穆斯林政党。然而，观乎沙巴巫统延续历年来沙统和人民党的伊斯兰化政策，谁能说巫统不是穆斯林政党？由于沙巴种族结构的复杂性，强调马来人身份不比强调穆斯林认同高明。由此可见，“什么是马来人？”的问题，其答案根本非常宽松，可以是刚皈依的穆斯林，也可以是来自菲律宾南部的工人。简化的说法，凡穆斯林者，皆马来人也。巫统大可改名为United Muslim National Organisation。

以种族主义为卖点的政党，其代表性，或因为代表性而来的正当性，是不能经得其严格思辨的。比如说沙巴土著相信的“凡穆斯林皆马来人也”，跨出了国界就成为滑稽的说法。阿拉伯人怎么是马来人？种族主义所仰赖的血缘、文化、宗教、语文等各方面与生俱来的纯真性，明显不是一成不变的元素。族群的分界，根本不是上述那些与生俱来的特征、以及由此而生的初始情感（Primodiarlism），而是因为种种原因（往往是权力的关系）而任意的划界。沙巴多元种族结构的现实，让巫统这个种族沙文主义的政党，也变得多元种族了起来！

（四）华人政党：造王者的剩余价值

沙巴华人一向来被评论为“造王者” （kingmaker）。因为在穆斯林土著和非穆斯林土著争夺政治主导权时，华人票往往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有时甚至在因缘际会下能升上政治最高峰——沙巴华人以14%的人口可以生产三位首席部长。远的有巴华的罗思仁，但本节专注于目前仍活跃的杨德利和章家杰，以及他们的政党：沙巴进步党（SAPP）和自由民主党（LDP）。由于这两个本土华基政党，同在国阵旗帜之下，两党功能和票源遂严重重叠。由于“品牌”区隔太少，两党要争取领导华社的制高点，不出一番功夫是不行的。

于是，杨德利和章家杰一向来都有瑜亮情结。可是这两位前首席部长，都在下台之后面对困境。杨德利是前加雅区（Gaya）国会议员兼里卡士区（Likas）州议员，因为被选举法庭宣判在1999年州大选时触犯了选举法令（选民之中有幽灵），而被判失去议员资格，并且在5年内不得参选。沙巴中华大会堂主席陈友仁在2004年大选前夕公开呼吁宽恕杨德利运动，以备忘录的方式呈交给首相，希望在得到首相的祝福和国阵的赞同后，方呈交备忘录予最高元首。最后杨德利并没有获得政治宽赦，反映了进步党踏入政治低潮。来届大选，乃杨德利的翻身之战。

至于章家杰，在马哈迪时代可谓一帆风顺。自民党本是弱势政党，在章家杰受委首长时，54个州议席（包括6个官委议席）中只有区区一席之地。章家杰接任首长一职固然可以美其名曰权力分享，然而，在现实的政治游戏中，自由民主党无疑是巫统刻意栽培扶植的小力量。然而，花无百日红。今年章家杰呈辞副首席部长与旅游部长，首相阿都拉竟然“不觉得有任何损失”。

章家杰呈辞事件，值得所有沙巴国阵小党深思。众所周知，目前沙巴政坛之所以小党林立，实乃1994年国阵中央策反团结党各个派阀所致（自民党除外）。沙巴进步党、民统和人团党都是分裂自团结党的小党。当时前者代表华人，后两者代表卡达山族群的反百林势力。推翻团结党州政权之后，马哈迪遂实践承诺，让这些功臣们一一轮流升任首席部长。随着2002年团结党重新归队国阵，以及2004年首长轮任制的走进史册，这些小党对国阵政权的作用和对巫统的意义，就加速贬值。

这些小党的“剩余价值”，除了是标榜国阵多元种族联合阵线之外，就是巫统“恐怖平衡”政治下的棋子：自民党制衡进步党，民统和人团党牵制团结党。由此方能让代表穆斯林土著的巫统的政治权威获得确立。于是，我们看到进步党主席杨德利在2004年大选前希望获得宽赦却不获巫统理睬、自民党在选战期间倍受盟党围剿而痛失国席也没有人需要得到国阵纪律处罚。这些小党的共同瓶颈，就是随着党的灵魂人物势力弱化而处境堪忧。所以，章家杰遗留下的副首长和旅游部长空缺，就不会被同是自民党的人替上。巫统以“华裔固打”的角度，而升任进步党华裔领袖。

这就是“飞鸟尽，良弓藏”。自民党除了发发文告，公开表达对阿都拉此番言论的不满之外，也实在可着力点不多。一，自民党不可能有勇气脱离国阵做反对党，章家杰呈辞可说是自民党最勇敢的政治举措。公正党邀请章家杰合作，也只是花边新闻而已。二，在国阵之下华裔政治代表共有4项选择（马华，进步党，自民党和团结党），自民党就算被打入冷宫，也不代表巫统“边缘化”华裔权益。由于预料不会引起华裔选票巨大的反弹，打压自民党的政治成本不高。本是蚊子党的自民党会进一步式微，是难逃的命运。

结语：从多党林立到巫统-国阵霸权式稳定

政党体系（party system）指的是政党之间彼此的互动关系。一般上，政治学者将政党体系根据政党数目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若以政治学者Giovanni Sartori的分类概念，一党制可以细分为三类：前苏联的一党制，霸权政党制（hegemonic party system）以及一党优势体系（one party predominant system，或译为一党独大制）。黄明来认为我国的政党体系乃一党独大制（见《一党独大：日本和马来西亚政党政治比较研究》），潘永强则认为“马来西亚政党体系则是介于一党优势体系和霸权政党体系之间，其中又以向霸权政党体系倾斜的特征，更为突出和明显。”（见〈稳定而两极：马来西亚政党体系〉）

我较赞同潘氏之说，马来西亚政党体系乃准霸权政党体系：巫统即不能一党执政（必须要得到起他次级盟党的支持），也容许州级政权易手。另外，马来西亚的准霸权政党体系乃稳定的，易变性甚低，而分裂程度也不高。然而，潘氏之说适合于沙巴政党政治乎？从历史上来看， 1994年国阵执政沙巴之前，沙巴的政党来的来去的去，曾经出现的政党多不胜数。据此而言，沙巴政党体系似乎是易变性高和分裂度高的多党制。

其实更贴切的说法，毋宁是沙巴政党体系是一个还没有稳定成形的政党体系。政党不是政治领域的主要角色，反而是贯彻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精英）议程的工具（vehicle）。因为强人政治的关系，政党的兴衰起伏往往系于政治强人和精英们政治生涯的起落。一旦政治领袖分裂或失意，就会导致整个政党解组，选民就会在不同政治精英间再作选择，政党重组就随之发生。从六十年代以来，许多政党不断涌现，也不断寂灭。这样脆弱的政党认同，导致难有常青依旧、屹立不倒的老牌政党存活至今。目前在沙巴活跃的政党，大多数都是1985年之后的产物。

除了以政党数目为经纬的政党体系分析框架，另一个辨识政党政治的方式乃以意识形态为考量，将各个政党放在意识形态光谱上。传统的政治学有左中右的政党划分法。丘光耀就根据马来西亚各个政党对现状的变革态度，将各个主要朝野政党放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可惜左中右的划分法难以适合描绘沙巴政党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以团结党为代表的“沙巴人的沙巴”地方主义，更不是传统的左中右划分法所能归类的。故此，我提议沙巴政党的归类方法，以两个项目为指标，即（一）多元种族路线抑或单元种族路线，和（二）地方主义抑或奉行亲联邦态度。

以沙统、人民党、团结党和巫统-国阵作比较，或可粗略分析如下：

沙统
人民党
团结党
巫统-国阵
单元/多元种族路线
单元
前期多元
后期单元
多元
多元为门面，单元为核心
对待联邦的态度
不同时段对待联邦态度不一
亲联邦
地方主义
亲联邦

1994年国阵执政迄今所造成的转变，正是沙巴政党政治从一个多党林立、易变性高和分裂度高的体系，稳定下来形成以半岛政治为楷模的巫统霸权体系。另外，沙巴地方主义的大大降低，主流的多元种族路线也倒退成国阵“多元为门面，单元为核心”的协商政治。至于这个巫统-国阵霸权体系稳定与否，若以2004年州选为指标，则可谓是“稳如泰山”。但是，诡谲多变的沙巴政治，能以一届政治成绩来断定吗？

来届大选，沙巴国阵面临的隐忧计有：团结党是否能抚平非穆斯林土著的潜在不满情绪？巫统沙巴州主席兼首席部长幕沙阿曼能否统筹25个区部的25个诸侯？目前安华领导的人民公正党已经将当年团结党“沙巴人的沙巴”理念接过去。州国阵唯一值得高兴的或许是，对的议题并没有遇上对的人：由百林胞弟兼超级青蛙杰菲理领导州公正党，怎么能给予州国阵致命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