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好这份工！

香港特首曾荫权有名言曰：“我要做好这份工！”，其言志在激励港人重拾拼搏精神。如果把这句名言套在胡逸山博士身上，不懂他要如何做好刚上任的首相华裔政治秘书这份工？
胡逸山博士非等闲人也。论学术成就，历任华裔政治秘书没有一人比得上，单单学士学位就有5个，还没算硕士和博士学位。论资历深浅，也没有谁可以年纪轻轻能够登此幕僚高位。论工作范畴，他一大堆联合国顾问、大学讲师、评论员等头衔证明他能言善道。他又是东马沙巴人士，更添其背景的复杂性。
更复杂的，莫过于他的政治倾向。他在纳吉拜相之前积极出席各种政党的活动，曾经与林吉祥等人同台演讲批判朝政；甚至曾经一度“传言”代表在野党出战国会议席。现在转身担任首相华裔政治秘书，要如何调整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
他难道像敦马的政治秘书郑文杰看齐？无怨无悔追随政治主人？他难道像林建德一样，毫不高调做好幕后工作？他要继续以一向来自命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来担任首相华裔政治秘书？
首相华裔政治秘书一职，源于1999年大选后敦马不要只是听信马华、民政一面之词，而要直接与华社沟通而特设的幕僚职位。在华人事务方面，胡逸山博士要如何为首相出谋献策？建议首相继续走文化、经济的小开放路线？还是要求首相正视308政治海啸的成因，把废除恶法如内安法令、大专法令，华教制度化，不分土著非土著真正实施“全民马来西亚”族群平等政策提上首相的执政日程表吗？
或许我们不该对首相华裔政治秘书有过高的期许，不管他是不是神童。连马华和民政都不能担保“朝中有人好办事”的时候，一个幕僚能力有限。既然如此，要如何做好这份工？

从回巫密谈反思族群性论述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到访马来西亚，就一言看出回教党实在有取代巫统的能耐。东南亚区域政治老大的看法，不多不少总有参考价值。是的，我也赞同李光耀所言非虚。七年前当我还在马来亚大学求学时，就已经领教过亲回教党的“青派”的实力。这与靠党国资源扶持的“蓝派”比较起来，就可知道“青派”虽然有时败选，但是其精神却是不死的。他们可以慷慨激昂赞美阿拉、可以毫不犹豫捐献给党，是十足十的意识形态信徒。你可以不认同他们所倡导的主张，但是你却不能不震惊于他们对信仰的坚信不疑。因此，如果后期不是党国机器积极介入校园政治，基本上年轻一代马来人思想倾向青派，以及背后的回教党，可说是既定的事实。
然而，我们也得避免堕入回教党支持者就是一片青旗白帽之海的刻板印象。民联霹雳州务大臣尼查，那个这么快崛起成为最受华社欢迎的回教党政治领袖，就是一反回教党刻板印象的人物。他很少青衣白帽，更少提什么回教法。1999年和2004年，对华社来说，与回教刑事法等同的回教政治是替阵成功的包袱，但是这个包袱已经在2008年大选中抛下去了。非穆斯林社群已经不再对回教党的影子感到害怕，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政治气象。许多人就有这么一个念头，管它什么回教国，这些将来再算。
回教党党选虽然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埃尔多安派系和亲巫统派系的路线之争依旧余波荡漾。华社对回教党的认同，已经随着回巫密谈、党主席哈迪阿旺和署理主席纳沙鲁丁坚持“开放对话”的言论而再次动摇。无可否认巫统是在煽风点火，见缝插针。回教党内的保守派为什么这么念念不忘与巫统会谈，讨论无论是“学术”意义上的还是政治意义上的“联合”或“团结”政府，其实是马来穆斯林社会对308大选后的适应不良。回教党党内保守派虽然不满一直屈服于民联共主安华之下，但是更让他们担忧的，是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能不能通过民联这个便利婚姻来实现。民主行动党突出的反对任何宗教治国的立场，安华伊斯兰自由派的作风，恐怕都不大对回教党保守派的口味。
幸好我们还有埃尔多安派系。他们坚定不移地要以两线制来代替什么联合政府，他们主张公正、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来作为民联合作的基石。华社对此松了一口气，就算回教党背叛了投那些主张回巫密谈政治人物一票的选民，至少还有十个公开对记者说不会与巫统结盟的回教党国会议员。其实，华社可以反思为什么我们对回巫密谈这么反感。是不是马来人种族/宗教大团结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线呢？敦马就算有时大放厥词，但是他清楚地点出纯马来人执政党的不可欲，却是精辟的。
反求诸己，如果我们对“马来人大团结”反感，那么“华人大团结”、增加人口生育等种族性主张，是不是也是惹人反感的主张？何止惹人反感，这些难道不是反智的论调吗？当我们有此宏观视野，对回巫密谈、马来人大团结的种种，是不是更加有同情的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确实还是纠缠在种族、宗教的幽灵。愿我们也能欣赏那十位回教党国会议员，不分种族地位他们喝彩。

李光耀到访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到访大马，吹皱一池春水。与李光耀同时代的敦马酸溜溜说我无名小卒，资政自然不会拜访我；伯拉维持君子风度，与李资政叙旧，谈笑风生间往事弹指而过；当朝首相纳吉夫妇也坦率的交流，李资政还说了一句“纳吉夫妇是一个团队，他会考虑罗斯玛的意见”；哈迪阿旺在资政面前侃侃而谈，表露信心在未来执政，而且不忘推销回教国；槟州两朝首长为了李资政一句槟城发展不比芙蓉和怡保而隔空放话，争辩到底是谁造成槟城“落后”。
真是国之老大，李资政一言一语对大马政坛的牵引，是任何一位过去式的区域领袖所不及的。李光耀当年可以在一片荒芜中创造新加坡奇迹，之后传位于吴作栋再传给李显龙，一举一动都符合了普遍华社对“贤明君主”渴望的投射。新加坡政府的廉明、效率，一向来为华社所津津乐道。难怪两朝槟州首长会为了李光耀的评语而交锋。若蒙李资政一句赞美，自然加分不少。
李光耀到访，除了带领新加坡第三代领袖与新一代大马领袖交流，有着历史传承的意味，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了解去年308大选后马来西亚的政治气候。或许308大选的结果，不多不少正牵引他对往事的回味。新马分家之前他曾经的政治梦想，如何取代马华公会、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如何意图争取族群平等，到最后被迫各走各路，都是往事不能如烟。读其回忆录，当可感受新马分家时的悲恸感受。
敦马酸溜溜资政不来访，倒不如反省为何自己目前的一言一语不若李资政的有分量。一个人不在其位后还喋喋不休，与另一位退位后能够分辨何时是最好的出手时机，高下立判。怪不得David Rothkopf在《超级精英》中写道：“马哈迪曾经是这个群体（超级精英）的成员，如今已经退出。不过……李光耀……仍然具有国际级的影响力，还是属于超级阶级。”

回教党原地踏步

回教党史上最激烈的党选，其正式成绩出炉：“埃尔多安”集团首领，原任副主席胡桑幕沙与莫哈末沙布分别以281票、261票落选，原任署理主席纳沙鲁丁以480票成功蝉联。另外，在副主席职位竞选方面，“埃尔多安”集团则大获全胜，玛夫兹、沙拉胡丁和依布拉欣一举拿下3个副主席职位。
署理主席之战，普遍被视为“亲民联”派系和“亲巫统”派系的决战。“亲民联”派系或被称为“埃尔多安”集团，取名自伊斯兰世界温和派领袖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其中大多数为作风开明的专业人士；“亲巫统”派系其实毋宁说是保守宗教司派系，原任署理主席纳沙鲁丁在上一届党选时被视为倾向改革派的宗教司，在这一届则变成保守派人士，政治无常可见一般。
这两派的路线之争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是回教党与民联以及巫统的关系，第二则是党能不能由非宗教司领导，或是不是非由宗教司来领导不可。“亲民联”派主张强化与民联盟党的合作，坚决反对与巫统有任何形式的合作；“亲巫统”派则主张在与民联合作的同时，也不放弃和其他政党对话的机会，包括其天敌巫统，甚至可以倡议组织联合政府。党主席哈迪阿旺显然“亲巫统”，但是党精神领袖聂阿兹却是坚决地“亲民联”。
从政治现实层面来看， “亲民联”或“亲巫统”都其来有自。以区域而言，聂阿兹的吉兰丹派牢控吉兰丹州政权，而哈迪阿旺的登嘉楼派在308政治海啸中竟然复权落空，是促成路线纷争的物质基础。雪州党主席哈山阿里不满民联雪州政权的资源分配，更是促成与巫统密谈的强烈动机。说到底，无论回教党怎样意识形态，都是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党。如何妥善处理与民联盟党关系，是回教党必须处理的问题，也是民联盟党必须处理的问题。虽然公正党的安华贵为国会反对党领袖、民联共主，但是回教党以其稳固的组织、绵密的财力、强大的动员能力，从来不掩饰其要成为老大的野心。无论是哪个派系，都主张回教党应该成为民联内部的主流政党。
这个意欲成为老大的念头，与害怕在和民联合作后失去党的辨识度有关。不少基层就有“何时推行回教国政策包括伊斯兰刑事法”的疑虑，由此就衍生出回教党是否该由宗教司来领导的课题。这项课题其实有着回教党如何与时并进的思辨，包括宗教司够不够专业、如何强化治国能力、如何吸引非穆斯林的选票等等。这项课题在学者理事会与青年团大会上备受争议，学者理事会甚至一致通过提案，主张强制该党的主席、署理及一名副主席职位必须交由宗教司出任，明显是为纳沙鲁丁护航，虽然最后因为动议涉及修改党章而无法在大会上辩论。
党选结果以“亲巫统”的原任署理主席纳沙鲁丁成功蝉联，“埃尔多安”集团则在副主席之战中大获全胜，表示虽有基层反对与巫统密谈的举动，但是一旦涉及党的领导路线，还是选择非由宗教司领导不可的纯粹性。换言之，回教党的选择是原地踏步，继续亲民联，但是要保留党必须由宗教司来领导的特性。预测未来，回教党要怎样的方式留在民联，将是以后的重要政治课题之一。
无论党选结果如何，这届回教党党选比近期任何一个政党的党选来得更有意思。有辩论主题、有路线纷争，而不是象马华公会只有纯粹的派系斗争，为了派系利益和资源分配而闹成一团。有路线纷争的政党，才是有论述能力，与支持者、民众有互动的政党。这样的政党，才有执政的明天。

丰收节喝米酒之后

刚过去的5月30和31日，我在沙巴州首府亚庇度过。恰逢卡达山杜顺民族的传统节日，庆祝稻米成熟的的丰收节，亚庇市内到处人山人海，又是旅游的旺季。
丰收节对于许多人来说，其印象只不过是一个卡杜民族狂欢喝米酒的庆典，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节日。由于卡杜民族还是周内最大族群，历届首席部长都得头戴卡杜民族的传统帽子、身穿充满民族风的衣服，莅临卡达山杜顺文化中心，主持官方的庆祝活动。
虽然历届的首席部长都会给足面子，说些符合节庆的好话，但是，这都不能改变卡达山人已经好久没有登上州内权力最高峰的事实。自从团结党的百林在1994年痛失政权后，这19年间只有民统的东博昙花一现，轮流担任国阵的首席部长不足一年。卡杜民族，已经没有在权力中心很久了。
卡杜民族胸口永远的痛，其实不在是否他们在风下之乡担任首长，而在于他们的社经地位，是林吉祥所形容的“新底层阶级”（the new underclass），就如印裔在半岛的困境。大多数卡杜民族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至今还不时存在有卡杜民族没有身份证的问题。他们居住在交通难到达的内陆地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城乡发展的距离越来越大，而乡村的生活已经因为西海岸的逐步都市化而不再单纯，以前“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情况，已经变质。
国阵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奉行滴流效应，让财富在经济发展中漫溢出来，才来让中下层民众雨露沾均。这就如同穷乡僻壤的资源都拿来灌溉首府亚庇，剩下的才回流至乡区来发展。就算原本多么乐天的民族，喝醉米酒之后，也终有觉醒的一天。百林的光环，早已褪色。只是目前缺乏的，是登高一呼的新型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