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5月30和31日,我在沙巴州首府亚庇度过。恰逢卡达山杜顺民族的传统节日,庆祝稻米成熟的的丰收节,亚庇市内到处人山人海,又是旅游的旺季。
丰收节对于许多人来说,其印象只不过是一个卡杜民族狂欢喝米酒的庆典,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节日。由于卡杜民族还是周内最大族群,历届首席部长都得头戴卡杜民族的传统帽子、身穿充满民族风的衣服,莅临卡达山杜顺文化中心,主持官方的庆祝活动。
虽然历届的首席部长都会给足面子,说些符合节庆的好话,但是,这都不能改变卡达山人已经好久没有登上州内权力最高峰的事实。自从团结党的百林在1994年痛失政权后,这19年间只有民统的东博昙花一现,轮流担任国阵的首席部长不足一年。卡杜民族,已经没有在权力中心很久了。
卡杜民族胸口永远的痛,其实不在是否他们在风下之乡担任首长,而在于他们的社经地位,是林吉祥所形容的“新底层阶级”(the new underclass),就如印裔在半岛的困境。大多数卡杜民族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至今还不时存在有卡杜民族没有身份证的问题。他们居住在交通难到达的内陆地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城乡发展的距离越来越大,而乡村的生活已经因为西海岸的逐步都市化而不再单纯,以前“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情况,已经变质。
国阵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奉行滴流效应,让财富在经济发展中漫溢出来,才来让中下层民众雨露沾均。这就如同穷乡僻壤的资源都拿来灌溉首府亚庇,剩下的才回流至乡区来发展。就算原本多么乐天的民族,喝醉米酒之后,也终有觉醒的一天。百林的光环,早已褪色。只是目前缺乏的,是登高一呼的新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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